《农民的眼睛》起于故事，终于人物。一位作家怀着猎奇的心态来到西淝河湾地区的大农庄，想写一部《一百个小脚女人的故事》，却意外碰到了乡村医生农民。此后小说就围绕着主人公农民的讲述而展开。小说的结构更像是多篇中短篇小说的连缀，由一串一串前后相续又相对独立的“故事串”构成，以人物带出故事。在这样的结构下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苗秀侠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改头换面之后，纷纷“粉墨登场”，从日常的生活细节出发，呈现了乡村底层人民的生存真相。
与很多乡土作家刻意美化乡村，将其作为精神乌托邦不同，苗秀侠从不回避乡村的矛盾和问题。高速公路的征地和开发商的楼盘开发，使得大农庄的农耕土地严重流失；失地农民怀揣着挣钱盖房子的梦想外出打工，留守在乡村的老人和孩子因亲情缺失而精神空虚；工厂的建造对大农庄的水土污染严重……这一切为小说打上了“非虚构”的印记。如果仅仅是这些，那么这部作品将可能会被写成“问题小说”或报告文学，作家显然并不想止步于此，她还有更高的追求。除了尖锐的矛盾、痛楚的撕裂和绝望的呼喊，小说还有温暖的底色、明亮的生机和坚定的叩问。
近30年来，乡村在经历种种苦难后劫后余生般地迅速发展起来，然而怎样发展，朝着什么方向发展，乡村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。千篇一律的城镇化进程模糊了城市和农村的界限，于是乡村保持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瓦解了。失地农民面临的问题，不再是物质上的极度匮乏，而是精神上的荒芜、漂泊以及对自己的身份认同。在此基础上，小说出现了一批无根漂泊的“多余人”，作家对他们故事的讲述，充满着温情和人道主义的悲悯色彩。
“多余人”来源于俄罗斯文学，中国作家在“五四”前后承接了这一创作模式。只要是在社会、历史的转型期或是在新旧文化纠缠的漩涡中，就总会出现这样一批挣扎着的灵魂。他们可被分为“痛苦的先觉者”和“执着的固守者”，前者现当代文学提供较多，他们往往以“启蒙者”的姿态出现，而后者却乏善可陈。前者沉湎于对未来的幻想，缺少行动的能力；后者固守着传统价值观念，显得与急剧变动的社会格格不入。然而，在固守者身上又集中了传统文化人格的各种优点，有时他们是改革的阻力，但有时却又是社会良心的代表，是对一种已经远逝的文化品质或生活方式的缅怀与挽留。
农民的爷爷是大农庄唯一的地主，在“土改”时被活活气死，父母亲也在1960年相继饿死。而这位“地主羔子”在善良的村民帮助下，吃着“百家饭”长大，而且还一直念完了高中。知青小晴的到来成为农民生命中的插曲，他努力融入知青的圈子，讲普通话，学他们刷牙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他向城市靠拢，摆脱农民身份的一次努力。但不幸的是，他的努力在小晴被她哥哥接回上海后而宣告失败。他为此喝了农药，幸而被村民救了回来。经过这次事件之后，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“根”，安心地在乡村扎了下来，并成为一名乡村医生，为那些生了“孬疙瘩”（癌细胞）的村民义务看病。据苗秀侠的讲述，小说中的农民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，他就是淮河之北利辛县张大庄曾获得2012年“最美乡村医生”称号的张振江，他用自己的积蓄和所有奖金为艾滋病人建造了“爱心小屋”。无论是小说中的农民还是现实世界的张振江，在利己主义者看来，他们的行为都不被理解，但他们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生命的尊重和人道主义精神。
农民的根就是土地、庄稼，是根植于土地的乡村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除农民外，大农庄还有不少飘荡的“多余人”。老财迷很有些赵树理笔下“落后分子”的影子，在外人看来，他受了一辈子穷，到老年就应该享享清福，再说种地也挣不到什么钱。但他却在老伴因车祸去世后，选择独自一个人种了二十多亩田地，土地是他心里坚守的最后信仰和归宿，所以他才在开发商农伟强行征地的时候选择抗争。二杆子也是一个迷恋土地和庄稼的人，但他和老财迷不同，他本身就是大农庄自然生长着的一棵“庄稼”，他怜惜生命，“种庄稼就像养小猫一样，非常细作”。大农庄还有许多诸如老木锨、房箔爹、八脚等人，他们或许有种种缺点，或许与现在的社会格格不入，但他们的宽容、善良、勤劳、节俭、乐观，都是我们应该固守的价值观念和美好品德。
飘荡在田野上的“多余人”，很多时候就像小说中生了“孬疙瘩”的人，被人遗忘在角落，任他们自生自灭。而当外来的文明打破了乡村往日的宁静时，总会涌现一批不愿被“改造”的人。他们有迷惘、有困惑，但也有坚守、有信仰，闪烁着人性的光芒。变革是一把双刃剑，往往在革除了糟粕的同时，也可能将传统文化的某些精髓一并革除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多余人”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变革的艰难与复杂，也唤回了人们对传统农耕文明的记忆，提醒人们在激进的变革中不要忘了应该固守我们的根基，顾及人们所能承受变化的限度。更多最新三农资讯，请关注中国最大的农药信息网--中国农药第一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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